《学术月刊》2020年第9期目录及摘要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巨变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

摘要：政治学具有时代性，中美贸易战以及全球新冠疫情标志着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巨变，美式社会科学需要一场知识革命。政治学的研究议程需要重新定位，比较政治研究应该从传统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转型为比较国家治理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已经不能为政治学贡献新知，当然以国家治理为中心的比较研究将加大比较政治研究的难度。同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应该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即研究通过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而塑造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无论是比较国家治理研究还是世界政治研究，都离不开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世界秩序；中国政治学；比较国家治理；世界政治学；历史政治学

作者：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特聘教授（北京100872），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摘要：“黑格尔—马克思问题”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关键线索。该问题的核心内涵是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黑格尔首先洞见到了市民社会的反伦理倾向，并把它看作现代社会的根本难题。马克思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分两步对该问题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先通过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明确断定市民社会并不同时具有伦理功能，而只有反伦理倾向；接着，又通过对市民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的分析，在阶级统治的理论框架之下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通过把市民社会概念转化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马克思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的判断转化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趋势的断定，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的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存。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出发来具体阐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市民社会；现代国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马克思问题”

作者：张双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

摘要：学界存有一种观点，朱熹重新确立了《周易》文本卜筮性是哲学思维的倒退。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其实，朱熹重提《周易》卜筮性有其历史原因和学术整体发展的思考。朱熹主张易学解释当先从卜筮入手，恢复《周易》文本卜筮话语，主要是为了纠正易学解释中出现重义理、轻卜筮的偏差。他的意图未真正将卜筮与义理对立起来，否定《周易》筮占话语所蕴涵的义理，而是把卜筮和义理视为文本应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倡易学解释先以卜筮话语解读之，然后推演其中义理。以此出发，理解卜筮视域下《周易》象、数、辞、理之间的关系，即先有理后有象有数，以象数符号为理的表现形式，象、数、理三者不可分。就解释学而言，朱熹一方面承认了《周易》是卜筮之书，尊重历史传统，反对人为割断历史、无视文本卜筮及卜筮视域下形成的象数。另一方面，不固守历史，而是着眼于文本意义开放性，以解释“圣人之道”为目标，认同孔子、王弼、程颐等人在各自不同时期所作出符合“现实”或“当下”的接近易道的合理偏见，为易学哲学提出了清晰完整的解释路径，即以历史发展为视域，由卜筮解释入手，用形象的象数符号解释抽象“阴阳之道”，完成了由历史到现实、由卜筮之象数到易学哲学解释。因此，朱熹重新将易学定为卜筮之书，不仅未降低《周易》的哲学性，相反为哲学解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朱熹；卜筮 象数；义理；易学解释

作者：林忠军，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人类增强伦理中的伦理自然主义批判

摘要：在人类增强伦理的辩论中，超人类主义支持人类增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立足于伦理自然主义这一现代的主流规范性思想来论证人类增强技术的合理性，体现为追求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的伦理利己主义，追求普惠性增强的功利主义，以及身体形态自由权和人类物种的后人类进化等主张。生物保守主义在人类增强问题上反对超人类主义，并分为强、弱两种批判立场。强批判的生物保守主义针对后者的伦理自然主义在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层面提出了批判，但未能对超人类主义构成实质性的挑战。自然主义谬误的方案失之于形式化和缺乏实质主张；而哈贝马斯基于形上学和福山基于宗教直觉的批判又过多依赖于超验的直觉并与时代脱节。论证上的不完备，导致强批判无法证成通过立法来管控增强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主张，这表明了强批判路径的困难，同时提示出一种基于伦理自然主义的、用经验和实证的态度审视增强技术的弱批判立场，文末提及了后者的质疑契入点。

关键词：人类增强伦理；伦理自然主义；超人类主义；生物保守主义

作者：计海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235）。

新阶段中国“易地搬迁”扶贫战略：

新定位与五大关键

摘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中国进入了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持续减贫的新阶段。新阶段中国扶贫战略应实现“四位一体”的转换，同时要对新阶段“易地搬迁”扶贫进行战略新思考，转变“易地搬迁”扶贫在新阶段的战略定位，从就地扶贫路径为主向就地易地并举路径转变。“易地搬迁”扶贫具有阻断贫困根源的内在逻辑，“易地搬迁”扶贫能高起点解决贫困问题，高效率配置公共资源，高强度转换产业格局。新阶段“易地搬迁”扶贫应把握五大关键，即高度重视规划谋划先行、利益权益保障、经济社会融入、公共服务效率和因地制宜推进。

关键词：易地搬迁；贫困根源；持续减贫；新阶段

作者：黄祖辉，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视域下的

中国减贫“奇迹”

摘要：减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主题。中国的减贫历程呈现出三个特征事实：减贫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奇迹般”成就，减贫成就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高增长阶段，减贫历程与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过程相伴随。为此应在二元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二元结构转化通过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农村减贫，前两者意味着经济增长，后两者则体现为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相结合是形成减贫绩效的主要原因。二元结构转化影响减贫的四种效应能够得到中国经验证据的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转型为效应发挥提供了制度基础。2020年之后，中国减贫战略将进入“下半程”，即应依靠常规方式和长效机制的构建来解决城乡相对贫困问题，这在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上需要推动减贫战略与二元结构转化的再衔接。

关键词：减贫战略；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经济体制转型

作者：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经验支持与实现路径

摘要：语言扶贫是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重要举措之一，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主要表现在：（1）语言扶贫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即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产业属性和制度属性。三种属性是有机联系的整体。（2）语言扶贫有独特优势，即利用语言资源可以产生规模、协同和代际效应，创造绿色、低碳GDP，实现真脱贫。（3）语言扶贫已获得较多的经验和实证支持。语言扶贫的实现路径有：积极考察普通话能力的影响因素，提高以普通话为基础的语言能力对贫困地区的发展贡献率；推普过程中注重考察习得者年龄和少数民族语言同汉语的语言距离等影响因素；开发、利用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把少数民族语言产业同旅游产业、翻译产业等结合起来，多渠道推广少数民族语言产品（语言服务）；面向市场需求，发展外语培训市场，开展语言职业教育。

关键词：语言扶贫；人力资本；制度；产业

作者：苏剑，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国家成长的要素、机制与格局——基于政治生态学角度的国家成长理论

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回归国家”的研究中，“国家成长”是一个新兴的主题，它意味着国家理论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双重创新。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成长首先表现为国家要素的成长。国家成长的要素分为基本要素、组织要素和成长机制。基本要素确立国家；伴随着基本要素发育的是组织要素成长，是国家调整期的主要表现，发育成型则意味着国家进入稳定期；成长机制萌发并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流，国家成长进入成熟期。在国家成长的不同时期，源动力均来自社会，所以国家—社会关系机制在国家成长中最为重要。社会形态及发展进程不同，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方式也就不同，国家成长呈现出非均衡的格局。国家成长理论的提出既是对已有国家理论的挑战，同时也拓展了国家研究的逻辑、方法和场域。基于国家成长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特别是在后国家成长时期，社会将进入到一个相互关联的共同体中，目标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国家成长；要素；动力机制；现代国家

作者：刘金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9）。

民族国家共同体演进中的族群权利：边界及其治理

摘要：追求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民族国家共同体是民族国家时代最为重要的共同体形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立，赋予了族群权利以政治依附，使得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成为了共同体最重要的主题，并且，民族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作为文化、领土、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并非总是单一性质的，也不是一致性的，而是复合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复合性，共同体内族群权利的扩展会引发族群危机。不过，族群权利扩展并非无节制的，总是受制于一定的边界，在上限（民族国家共同体拒绝分裂）和下限（族群拒绝被同化）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民族工程学是族群事务治理的重要途径和可行选择，确保族群权利扩展对共同体的边界冲击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民族国家；共同体；族群权利；边界；民族工程学

作者：周光俊，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上海 201620）。

刑法解释位阶的新表述

摘要：因刑法解释论错误构筑了分类一元化的场景，将解释方法、解释效力与解释立场混同，从而导致了方法论的循环。历史解释本身就是规范性解释及其纵深发展的路径，其事实上并未摆脱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纷争的窠臼。所谓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立场，因而不能将这两类标准混为一谈。如果坚持从目的性角度出发进行解释，则选择客观主义的角度显然更有利于提升位阶的效力意义，避免循环论证。所谓体系性的解释只是涵摄过程中的一种类比，其本身并不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因为类比只不过是每一个涵摄方法中的一个步骤。合宪性解释形式上目前仍被归结为一种方法，但应当可以转化为刑法目的性的最高的一种理解方式。因此，刑法的解释次序必然依托于法规范的位阶，避免解释成为一种没有基础标准的纯粹的“商谈”，这是解释位阶的基础。这就形成了一个规范理解的合规范性、合刑性以及合宪性的阶梯。

关键词：刑法；解释；位阶；合宪性

作者：孙万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 200042）。

重访法律制度主义：新旧之别

与异同之辨

摘要：法律制度主义存在新旧之别，旧制度主义将作为制度的法律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机构，新制度主义则基于制度性事实追求“规范主义的社会现实性发展”，并在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方法论多元主义以及实践理性及其局限方面取得基本共识。但其内部仍存在诸多差异：行动的形式目的理论与非正式言语行为理论；实践推理的逻辑理论与实践推理的合理性理论；制度的规范观念与制度的习惯观念；实证主义立场与和后实证主义立场。在法律制度主义百余年的学术理路、理论渊源和发展内涵上，规范主义与反规范主义得到有效调和，理论基础和内容得到发展和完善；理论自主性得到不断强化；以此为指引，当前国内的法律制度研究应更注重“经验研究的规范主义发展”。

关键词：法律制度主义；麦考密克；制度性事实；实践理性；后实证主义

作者：王荣余，西南政法大学立法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重庆 401120）。

作为礼物的艺术

——礼物社会学视域下的艺术

摘要：礼物社会学由法国文化人类学家莫斯等人开创，旨在研究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现象。莫斯认为，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以礼物交换为中心的，形成了人与神、人与物、人与人混融一体的礼物社会和礼物文化。礼物具有赠予性、相互性和神圣性。原始部落的节庆仪式（原始艺术）作为礼物赠予活动的仪式，本身也成为礼物。节庆仪式转化为早期文明社会的国家文化礼仪，如古希腊罗马的史诗、戏剧以及中国的礼乐文化等，作为礼物文化的变异部分地继承了礼物文化的特性。在后来的文明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礼物文化被商品交换和契约关系摧毁，人与神、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混融一体关系瓦解。但是，文明时代的艺术特别是现代艺术，以其审美属性具有了赠予性、相互性和神圣性，从而作为一种礼物沟通了人与世界、人与人，重建了礼物文化。

关键词：礼物；节庆仪式；国家文化礼仪；艺术

作者：杨春时，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特聘教授（重庆 401331）。

《红楼梦》的美学意蕴

摘要：《红楼梦》以大观园为核心场景，以贾宝玉为主人公，以宝黛之恋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本文从大观园、贾宝玉和宝黛之恋三个意象层面探讨《红楼梦》的美学意蕴。《红楼梦》在虚实交融的叙事中，以极切实又极奇幻的笔法，展示了一出以贾宝玉为中心意象的凄美而炽烈的人生戏剧。在熔铸多元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对庄子哲学的生命精神的阐发，是《红楼梦》的美学意蕴之真谛。本文认为，阅读《红楼梦》，解析贾宝玉，都须从反面——即庄子哲学的“无用之用”——着眼。这无用之用，就是自我生命的真实和自由，扩大讲，就是世界的生机和无限。

关键词：《红楼梦》；庄子；美学意蕴

作者：肖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燕京大学时期的郭绍虞和1930年代

新文学的学院化

摘要：作为1930年代燕京大学国文系的主政者，郭绍虞身兼新文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国文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他看到了当时新文学重“文艺”轻“应用”的倾向，借力古典文学等研究背景和国文教育家的教学实践，为新文学提出了语言资源上文白互补以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和写作水平等解决思路，为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做了最为根本的夯实基础的工作。在1930年代高等教育机构整体走向学院化的背景下，新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价值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与其大张旗鼓地为它在学院化体制中张目，不如脚踏实地解决新文学存在的问题，以一种蓄势待发的方式，去开拓新文学学院化的未来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绍虞的思路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郭绍虞；燕京大学；新文学；学院化

作者：凤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241）。

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语境中的媒体

摘要：风险认知既取决于物理性一面，也取决于精神性的一面，后者往往作用力更大。风险认知能否客观、真实，受制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在信息“过载”和风险情境下，人的信息感知机理愈加复杂，不确定性加大，风险的认知难度也更大，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复杂性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在几何级扩张的复杂性面前，人类的智性和理性捉襟见肘。作为社会系统的传播、沟通、整合机制，媒体是人类社会风险控制和复杂性管控的有效架构，以其专业化努力给复杂世界带来明确的描述和确定性。但是，在网络社会和风险语境中，媒体系统面临双重“复杂性”，难以胜任风险认知和复杂性管理的重任。

关键词：风险；风险认知；复杂性

作者：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姜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七录序》与阮孝绪的知识、

思想世界

摘要：南朝时期，由于纸的普及，相比于使用简牍的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已大为便捷。在这种背景下，私家藏书兴盛。家有文史、拥书万卷者，也不罕见。“知识下移”成为一种趋势。因此，带有“博”的词汇，如“渊博综广”等，常常被用来形容当时的知识人。阮孝绪阅读量惊人，号称“博极群书”。保留在《广弘明集》中的《七录序》就对阮孝绪的阅读过程、知识构成有所记录。从《七录序》可知，书籍总目《七录》因其穷“天下之遗书秘记”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梁武帝大同二年（536）以前，整个南朝的藏书规模。从私人阅读的角度来讲，《七录》是阮孝绪个人“阅读史”的总结，包含了他自身的“知识轮廓”。不过，阮孝绪博极群书，“阅读领域”几乎涉及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因此，探讨阮孝绪私人阅读的历程以及《七录》的目录构成，也就具备了更大的意义。阮孝绪个人的“阅读史”与精神前进的历程，其实也是整个南朝学术文化、精神世界变化的缩影。

关键词：阮孝绪；《七录序》；佛道变迁；南朝文化

作者：吕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郑和下西洋军事行动的研究述评

——兼析海外“原始殖民主义论”

的若干论调

摘要：中外学者在评价郑和航行中的军事行动这一问题上争议不断。多数中国学者肯定郑和为开创和维持安定和平的国际关系做出的努力，而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郑和的武力使用是对当地的“侵略性”干预，甚或为其贴上了“原始殖民主义”的标签。扼要检讨近四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郑和下西洋中的军事行动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考辨，对“中”“西”学者之间异同的论点进行对比分析。勿论中国主流学界的某种预定性立场，抑或似是而非的中、西二分法，可以认为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下，郑和审慎地借助武力以维系“和谐”的国际关系，与半个世纪之后欧洲冒险家、商人、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野蛮干涉、占领、压迫的行径有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郑和；军事行动；西洋；中、西学界；述评 “原始殖民主义”

作者：孙竞昊，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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